沃尔夫冈•乔普是德国最著名的时装设计师之一。他退出了他那1980/90年代非常成功的 “乔普！”公司，从2003年起凭借服装设计品牌“神童”，从波茨坦出发有力地宣告回归。

Joachim Schirrmacher: 乔普先生，您2003年在波茨坦设立的“神童”项目对您意味着什么？

沃尔夫冈•乔普 (Wolfgang Joop): “神童”是我梦想的实现。我想创建一个前卫-奢侈的品牌，它要明显区别于其他品牌。我们不想制造任何潮流，而是想创造令人惊奇的东西、有魔力的东西，带有某种可持续性。我们想要实现对惯常东西的刺激，描绘社会的心理状态，并由此唤起欲望。

时装，是一种刺激？

是的，否则人们就不需要我们和我们的产品了。在德国的服装行业中，人们始终致力于一种中等尺度，一种令人喜欢的产品。无论“乔普！”、“波士”，还是“爱斯卡达”均如此。但是这一切已经过去了。时装与艺术已经走向统一。我们关心的是对惯常东西的认同与刺激。通过诸如Twitter、Facebook 或Youtube等媒体，人们今天要远为更加敏感和直接地抓住这种氛围，而且也会自己对此进行评价。绘画收藏家、艺术鉴赏家、艺术历史学家就和时尚评论家一样，他们代表的是一种专业评价，但是切身的感受如今是由人们自己表达出来的。

您说：“人们只还相信自己微博获得的内容”……

绝大多数人还远未发现这一点。这里相关的远不只是一个产品传递的气氛。通过“神童”，我果敢地建立了这样一家企业，它对待我就像对待一个科学家那样，早上从床上叫起来，并让我忘记头疼以及其他所有的顾虑和心理状态。但是，我想要知道，是否不可能的事情还会发生，即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件衣服能够折射一种生活态度。我真的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Style.com”在一年前称我是“在巴黎定居的怪人”。

在您的系列中汇入了许多知识元素：除了您自己的设计，您早期在与 《新时尚》读者的交谈中，您了解到了女性真正关注的东西。您在巴黎担任插图画家时，就内化了数百种商品选样，包括每季13000张草图，后来又作为作者在新闻杂志《明镜》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分析。

我一再说：我们在表达一种精髓，例如为今年夏季表达的“hurt and heel（受伤与后跟）”。在时装中，人们永远是年轻的，一直是充满能量的，且没有任何问题。然后突然受伤，有了一个伤疤，这是一种体验，一种疼痛。只有同样感受过疼痛的人，才能认识到幸福。当疼痛消失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他受到了恩赐。对我而言这些是与社会相关的议题，恰恰在这种经济、文化与个人状况中。

恐惧、受伤和疼痛–这个主题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您2009年出版的书《神童》（Wunderkind）中。

我的憧憬，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经常是根本无法表达的：你跳入水中，因为你必须这样做，而且你不知道，你能否游过漆黑的湖泊到达彼岸。

这是因为您在高级成衣制作与高级定制时装之间的非常狭小的领域工作，而且没有第二条线作为经济基础？

我始终对超越边界感兴趣。我不属于想要把一切做得正确的一代人。我感兴趣的是自己的路、自由的实验。为此，我做的东西看起来也是自由的。人们购买“神童”，是因为人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并不是因为人们想要去什么地方。

您通过“神童”所做到的，有谁认识到了？

我今天不能抱怨获得的认可少。“神童”被认为是用服装设计技术制成的成衣时装。谁穿上“神童”，谁就会感觉到这一高超的裁剪艺术和难以置信的加工，是手工制作的。这和过去的“乔普！”的情况不同。当时的形象一直是这样的，似乎人们带着沉重的残留物刚刚从演出后的派对中醒来，从未工作过。

我们刚才谈的是被作为社会需求的时装，现在来谈一下媒体对魔力的嗜好。您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这种需求？您被媒体称作“德国的伊夫圣罗兰”，这并非没有理由。同时，您代表“乔普！”顾客，进行了一种他们不敢从事的生活。

我极经常地服务于这种需求。普通的公民，他的饥饿解决了，如今想要寻求一种多余的奢侈产品，就像蛋糕上的杏子，由此也愿意承担一点在他的生活中未出现的风险。

但是您也曾经说过：谁若是恐惧，他就可能经常试图逃逸到草率中。

哦，是的，您瞧一下拉格菲尔德先生。

或者瞧一下乔普先生。

我过去是一个不确定的、也是胆小的小男孩，我如今成为了一个学会了克服恐惧的人。这是一个我如今每季都要一再尝试的经历。

是哪一点帮助您克服您的恐惧的？

在一年前，随着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时代发生了改变。我必须做出选择：选择我舒适的生活还是选择我的孩子。我选择了孩子，这个孩子就叫“神童”。与此相类似，我必须与我剩余的青少年时光告别。我离开了稳定的路径，因为我知道，幸福不在那里。这给了我难以令人置信的推动力。由此，我也与许多我认识的德国人不同。

您的书《神童》读起来像是一部解放史。

是的，就连我的前妻也再次和我离婚。她对内容不满意。

在阅读时我发现，人们可以借助于您的生活描绘德国人走向时尚之路：在国外寻求认同，逃出作为德国人的状态，对于生活风尚的清晰的乐趣。若干年以来，在德国，时尚开始重新发展，正如您通过2003年的“神童”再次重新开始一样。

时尚是运动、动力，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做时尚，因为我想要带来活力。相反，德国的服装业一直是非常完美的：完美的供货，完美的体裁，所有一切非常整齐地体现在销售和利润上，但未同时关注美学。

您和您的妻子曾经是“It夫妇”。卡尔·拉格菲尔德在巴黎邀请您去他未完工的宫殿，伊夫圣罗兰把您从马路上拉到表演节目中，这是因为您非常适合于70年代的舞台背景。就此而言，德国的风格和时尚感觉不可能是那么差的。如今，德国人在几乎所有国际性时装公司工作，部分地还担任了部门经理，但是，德国的风格在过去和现在均被否认了。

不能忘记的是：德国在纳粹之前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时装业。后来一切均被毁坏了，天才和有创意的人被驱逐了，事实上许多犹太人是这一服装业的组成部分。直到时尚回归德国，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德国人当然能创造非常漂亮的时装。您不妨看一下拉格菲尔德先生！

针对德国服装业，您曾经说过：“自己设计的令人怀疑。至今为止，不是设计师拥有权力，而是销售与生产。”为什么？

经理人不相信时装设计师的类型。我至今在许许多多公司进进出出。无论是Hugo – Hugo Boss的布鲁诺·皮特斯还是“乔普！”的迪克·舍恩贝格尔，他们从未拥有过权力，如今人们把他们扫地出门。在开始之前，就表明了局限所在。先是内控部门来了，然后是销售部门。如果设计中还有一些东西保留下来，那时，技术员来了。这是一件无休无止的丧气事。唯一的出路就是我选择走的那条路：坐下来，单独干。其他方式都行不通！

许多柏林的设计师就是这样做的。

在翻阅城市报《Zitty》的柏林时装书的时候，我在想，哦，德国的确有了不起的设计师！但是在一些德国消遣类刊物中又如何？您在那里能够找到什么？谁若是在时装杂志的前面插一个广告，后面就会以被编辑形式出现。

广告收入的大块来自于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品牌。这是一个德国时装几乎没有机会被认知的原因吗？

但是，一家出版社必须表明什么是重要的。这当时是《Vogue》的任务，始终如此！战后也没有大笔的预算，但是当时杂志是慰藉、展望与愿景！为此，当时有一家印刷媒体存在，在东德则有《Sybille》。在德国，恰恰暴露出了一点自我认同。

您未来5年个人的希望和目标是什么？

我的脑袋没有萎缩，它在智力上高速运转，而且我的体型也未发生改变。但是，我仍然感觉到了生活的紧张：作为艺术家、企业家、祖父和被爱的人（大笑）。无论如何，我的目标是缩减到一个精髓上，这就是“神童”。与此同时，我发现了一个大的、新的乐趣，即去致力于另一种渗入日常生活并改变它的产品。

您是在说您计划接手破产的德国制衣企业Schiesser吗？

是的，的确。

听起来，似乎您在Schiesser公司不仅将提供衣服，还有内衣裤，如一条好的棉裤、衬衫或毛衣？

我很愿意做这些。持续地在古怪层面思考也是累人的。黑面包和一杯水，您是随时能吃能喝的。